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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前鴻海公司宣布在美國威斯康辛州的百億美元面板投資,以及台塑規劃中,金額也高達近百億美元的美國路易斯安那投資案,對照出國內低迷的投資,不禁令人唏噓。過去幾年來,台灣的外人直接投資(FDI)都在50億美元上下,在亞洲居於後段班,雖然2016年台灣的FDI超過百億美元,但扣除美光公司併購南亞科技公司,以及ASML併購漢微科技公司的兩大案件,FDI僅剩50億美元,依然不見起色。而外人及本地投資的低迷,背後原因在於五缺(缺水、電、土地、人才、勞工)、一環(環境影響評估太過嚴苛)、一勞(勞如何辦理房屋設定抵押資對立轉趨嚴重)。而重中之重則是能源的不確定性,尤其是電力的穩定性供給更是國內企業、歐美商會念茲在茲,卻始終得不到任何具體的回應。為此,不少企業遠走他鄉,琵琶別抱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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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(2017)絕對會是台灣電力史上最該被記住的一年。從1月通過的電業法修正確定「綠能先行」與2025非核家園入法;4月行政院核定243億元綠能-前瞻計畫特別預算;5月發出的第一批再生能源憑證;6、7月電業法相關子法逐次公布;10月預計新版電價公式推出,在在都顯示出政府推動能源轉型的決心。但另一方面,7月間持續的用電創新高與已累計超過50天以上的供電警戒日數,正大幅增加中的火力電廠二氧化碳與氮氧化物排放量,蠢蠢欲動的電價,使得國內知名企業、工業總會及彭博社相繼對政府現行電力政策發出了忠告。美國商會更是直言:「台灣目前的核能發電欲過渡到未來的銀行借錢要幾歲發電來源,其間的轉型必須審慎管理,畢竟既有核能電廠的新增發電成本低,而替代電力來源勢必會產生新的投資成本。儘管轉型到後核能時代的燃料組合十分重要,但若實施方式過於僵化或過於倉卒,缺乏明確的替代計畫確保供電成本的競爭力、可負擔性及可靠性,將可能會損及台灣的經濟發展」。面對多方的建言,主管機關的反應卻近乎於冷淡,除一再重複保證不會缺電、不漲基本電價與非核目標必須達成外,其餘論述幾乎皆集中在能源轉型未來可帶動多少國內產業效益、吸引鉅額資金投入與創造國內就業機會。而該如何解決當下實際供電問題不僅著墨甚少,所提之方案亦多陸續跳了票,致使供電緊張的窘態畢露。最後,當局不得不硬著頭皮又轉向核電廠求援,核電儼然從當初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,一夕間變為確保電力安全的救命仙丹。

在此,並無意去挑起非核、擁核的長期論戰,更非企圖污名化「能源轉型」或再生能源。那些來自國內外的諸多忠告,亦非是要挑戰我國政府威信而是在提醒決策高層,即使是處於能源轉型的階段,也必須嚴格遵守能源安全中最基本的能源可供給、價格可承擔及環境可接受等三大鐵律。長期來看,任何經濟或政治利益,皆不應該也不可能凌駕於能源安全之上。如何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同時兼顧到能源安全?彙整國際能源署近期系列相關報告可知,確保能源多元化、靈活市場機制、取得社會共識及政府支持政策是最為關鍵的必要條件。唯有基盤打好了,才能讓能源轉型順利發芽茁壯、開花結果,進而創造出更高的總體經濟價值。部分政策參與者實不應倒果為因,只見能源轉型成功後經濟發展的願景與兌現非核家園的政治承諾,而無視眼下產業嗷嗷待哺的用電缺口、市井小民念茲在茲的物價上漲壓力。從新制度經濟學的角度觀察,任何轉型或改革必定伴隨著利益的重新分配及再平衡過程。一個典範轉移的成功與否,不僅取決於目標的正確性,推動過程的成本及風險更是關鍵。而所謂能源轉型的核心概念是基於確保能源安全的前提下,循風險可控途徑,平順的將現有系統往更潔淨、更靈活的方向移動,過程中衍生的經濟發展與建立自主產業向來都只是次要目標而已。我們十分肯定政府勇於推動改革的決心,但也應「務實」地考量核能、再生能源銜接過程中,可能衍生的成本、風險,企業的承擔能力,以及民眾對成本轉嫁的接受程度。切莫因一時急功好利或是政治算計,而戕害了企業的競爭力與民眾對政府的信任。不此之圖,一旦電力供給短缺或電價飆漲,將進一步重創台灣的投資環境,也會使本地、外人投資,更加卻步,已不振的投資,更形低迷。(工商時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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